一位艺术大师的精神追问

荆溪夜泊

　五
　　美国着名作家尤金．毕德生（Eugene H. Peterson，1932年-）说得好：“第一，生活的内涵远超过家庭、学校及我的居住环境所呈现的事实，找出它的本质并向未知的境界展开探险，才是重要的。第二，人生是一场善与恶的争战，为了最高奖赏--善胜恶，爱胜恨--而战。生命是一种对真理永不止息的探究，人生是一场对破坏生命本质之事及人的持续战。”天玄地黄，人却都生活在自己的欲望中，作为自由个体的不同精神走向的艺术家，在现实社会中去进行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自我努力和不同艺术形态的展现都应该得到尊重。也不完全否定以世故练达与现实生活周旋，但不能受世风的裹胁、浊浪的席卷，一定要坚信这个世界还存在良知与正义，决不放弃精神生命的内向度修炼，如此，才能以激荡情思对古今学术与历史经验作出人文价值准则的审视。历史是一面镜子，一群历史精英人物的出现及其意义，必有其生命峥嵘、精神能量和历史发展震荡格局的独特需求，对后人，或警世或励志或人格范式，足以经世致用。思逐风云，轻叩历史先贤的苍茫片石，“闻君江上和琴声，翻作蝴蝶浇风铃。”如何使炎黄子孙的神州大地在文化精神的演绎中，无畏地存立于天地之间？坚定的维新改革思想家谭嗣同言：“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这位晚清思想界的彗星在“写出数千年之祸象”的旷世巨着《仁学》里提出：“天下为君主囊橐中之私产，不始今日，固数千年以来矣。”“酌取西法，以补吾中国古法之亡。”旁观者清，日本明治时代的一位政治人物副岛种臣就对清朝政府作出如下评价：“盖中国之积习，往往有可行之法，而绝无行法之人；有绝妙之言，而绝无践言之事。”在甲午战争开打前，该人就向日本明治天皇上疏，论定大清国必败。110多年前，面对以鸦片战争之败为象征的中国近代衰落和凶险的民族命运，康有为、谭嗣同、严复、梁启超等启蒙诸君就反思为什东方黄土文明在同西方海洋文明的对抗中会被击得惨败，认为必定有其民族文化的内在原因，清楚提出一个民族在新的时代需要新的人格品质和文化品质，“纵马风尘磨侠骨，对策朝堂砺铁肩。”主张改革朝弊，明法治国，并遂启近代科学民主之议，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重铸与改造，对人学观念的变革作出了重大贡献。

　　巍峨的三山五岳从雄浑陡峻、林莽幽深的三十六峰中常常向炎黄子孙发出雷鸣般的喝问：我们的历史和传统是什么？我们现在是谁？我们的未来将走向何方？我来回答：我们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承载者，我们是革故鼎新的前进者，我们为人类共同的伟大文明喝彩！优秀的文化精神是民族之魂，是每一位中国艺术家文化的母亲，不管是严峻的批判性审视，还是对开拓崛起的真诚建言，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项重大的道义责任，在于扞卫和保持民族文化作为一种民族命运的存续和发展。就此，任何艰难的历史时刻都无法动摇我对文化祖国的忠诚，任何命运转折的力量都无法把我的心灵换作西方文化式的，我热爱文化的祖国，那是我心灵的绿洲，精神的基石，生命的归宿，我的骸骨将在此再生为一方热土。我愿与同道们以思想的力量，将自己的血肉身躯，化成为中华文化发展命运之路上的一具铁犁，舍命承载，踔厉耕耘，死而后已！
　　王国维以弃绝浊世的高贵姿态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中写道：“夫哲学与美术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艺术家的生命，需要心灵志向升华的存在，中华文化艺术生命的基因是通过文化思想和精神人格的示范遗传，要深刻认知人的价值，生命，自由，权利，人格，忧患，省察，忏悔，这些东西才包含着艺术家精神的独立与深度，是艺术家汲取人类文明养分的精神资源，是艺术家不可欠缺的艺术之魂，更是人类生存价值高贵生命哲学的重要因子。唯有独立的思考，才会有自由的思想，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人文主义及自由主义理念的兴起和成熟，深具人文精神的艺术家与美术史论家们已经认识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渗透在艺术家与艺术思想家背后的一种生存状态，这取决于一个人的美学态度和文化立场。大道多荆榛，论事胆满驱，如此坚守学术品格的艺术家与艺术思想家们，才能开始真正地、独立地思考中华文化艺术未来发展的前途，跳出思维狭隘的局限，在大变革的社会局面中，以其思想探索的自由活力，独品辽阔的绚烂，构建典型品格的个性化的艺术语言体系，创造出艺术的时代意义与价值。
　　独立人格知易行难，每一个期望自我提升的艺术家不可遗忘：艺术关注的是人类的生活的形态，以慈悲和关怀关注人类的存在，人性与爱是艺术创作的永恒主题。良知是艺术家心灵深处的永远的呼唤，是艺术实践中永远的启明星，良知也是艺术家深层的道义约束。真正的艺术家是悲悯的，对人世间的苦难怀有一份同情，警醒虚无的心灵，救赎背叛精神的生命，更是大悲悯。世界的文明源自人类，罪恶也源自人类，科学与自由使生命强化，人的生命却是善恶共生，如果失去高尚审美精神的引导，很容易误入物性实用个人主义的荒漠。西方哲学意义上的个人主义本身是一种高度理性主义的思想意识，包涵着对利他主义道德精神的理解，懂得自己及他人个性的全面发展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目的，如20世纪着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埃里希·弗罗姆（Erich Fromm，1900年-1980年）所指出：“不是将个人自由理解为任意，而是理解为人的自在之可能。不是作为一个放荡，为所欲为的人，而是作一个能随时准确、平衡地做出生长或衰亡、活着或死亡的选择的人。”因而个人主义在西方文明社会有其当然存在的合理性。
　　不少中国艺术家和文化人以及一些企业家和政治人物，却简单化的将个人主义理解为私欲至上，将自由个性的解放演变为极端自我、无限膨胀。一些人的心理因此失重了，理想主义的意义性结构骤然崩塌了，再无心想用三维鼎力的思考能力去撞响人类真善美的晨钟，再也不敢毫不犹豫地站在改革、进步和创造的这一边，而且不再相信道德良知，不再相信正义与美，还极力地以此来否定艺术家人格修为的重要性与艺术作品应有的品位，消极颓废地以万木萧萧几近沉洇之论，轻佻解绎现实中的精神缺憾，江湖术士辩、街头痞子腔、传媒砖家语、贪渎无所谓，胡搅蛮缠地模糊高雅和低俗的界限，以对中国高尚文化心灵的践踏与弃绝，在焦虑、烦躁、迷惘和怨恨中，迎着生命谎言化、人格奴性化、政治欺骗化的艳俗媚笑和舞步节律，一步步走向沸腾的贪欲、炽烈的物欲、放纵的本能，将自己的人性贬值为物性，似一只短视的食草动物，甚至把在本能化中的堕落腐烂视为进入了金黄色的凯旋门，其缪大焉！这实际上和人格的极端丑陋堕落是同一条路，这是侵蚀中华文化和中国艺术精神的可怕癌变。记得有一年我在湖南考察书院文化期间，特地登上衡阳石鼓书院附近的南岳忠烈祠拜祭。古书《述异记》称南岳系盘古左臂变成，南岳所以称之为衡山，是因它位处星度二十八宿的轸星之翼，“度应玑衡”，像衡器一样，可以称量天地的轻重，能够“铨德钧物”，所以定名叫“衡山”。南岳忠烈祠管理局请我题词，我激情地留下了“高山大海，中华万里；干城国殇，忠烈千秋”的墨迹。然而，面对28000余名抗日官兵的忠骸，一阵阵刺心的卑琐却迅猛向我袭来，胸口发痛：抗战时期，我们中国为什么竟有六百多万的日皇伪军，那么卖力地帮助侵略者杀害自己的同胞？按人口比例讲，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全世界诸民族中也是最高的！为什么？--称天、称地、称人心！我明白了着名作家、人文学者柏杨为什么在坐了近10年的牢狱后，还要去揭酱缸文化之大盖，写出一部警世之作《丑陋的中国人》；我读懂了从十年“文革”浩劫中九死一生侥幸活过来的巴金老人，晚年为什么坚持用抖动的手，写出内心反思讲真话的《随想录》。

　　当然，有些人无论能够争得多少现世的荣耀，生命的内涵层面上只能是一群失魂落魄的精神氓流，等待他们魂命的是忏悔绝地之狱的恒长苦役。人必须从混乱和堕落中得到拯救，不是表层的肉身，而是深层的灵魂。当今，因人类贪欲与恶性的无限膨胀，互为吞噬，僭越天道之邪行也越演越烈，人破坏着人的栖息地，孤旷卓异的美学和时代的狂飚共困在精神场域苦度劫波，艺术家在多艰多羁的美恶审思的旅程中，遭遇文明的野蛮和野蛮的文明沉重负轭时，仍能唱起喉头啼血的真善美之歌，要坚守艺术的道德底线、正义的边界，并始终真挚地关注着人类的命运。艺术创作的一种最高境界是表现悲剧性之美感；是一个画家自己的生命，灵魂，良知，对真、善、美最真诚的献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