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北宋官窑问题的探索 孙瀛洲古陶瓷文化艺术研究院 崔纪文 刘福华
一、北宋官窑研究的现状
一千多年来,关于北宋官窑和北宋官窑瓷器,人们对它尽管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和认识。“通过对文献记载与考古发掘出土南宋官窑实物的印证研究,确认南宋文献记载的“北宋官窑”是可信的,是确实存在的。”(1) 耿宝昌先生认为“长期以来,由于文献记载语焉不详以及考古发现的局限性,致使在宋官窑研究中存在诸多至今悬而未决的问题”(2)。 自宋以降,尽管无数人为解开这个谜,做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但因种种原因,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完全解开困扰文博界的这个千古之谜。 靖康之变以后,在连绵不断的战争中,北宋朝廷生产陶瓷礼器的窑场被迫关闭或者被毁,京师官窑生产的器物和有关史料也遗失殆尽,这不仅给南宋朝廷制作陶瓷礼器带来了麻烦,也给后世留下了千年谜团和遗憾。 定窑和汝窑问题,随着窑址的考古发现和挖掘,目前已基本比较明朗,而宋徽宗建立的“京师官窑”问题自元代以降到现在为止,因未找到窑址和官方考古实物挖掘,也缺乏详细的历史记载,一直悬而未决。 这个“京师官窑”也是被后人称谓的“北宋官窑”,是我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个皇家窑口,北宋官窑瓷器也是我国最为珍贵的古代文化遗产,对北宋晚期制作朝廷祭祀用礼器的官窑和官窑瓷器的深入研究,无论从学术价值上还是文物保护上,都是急需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然而,很久以来,学术界多在北宋官窑存在与否、北宋官窑窑址在什么地方、清凉寺、张公巷、段店是否为北宋官窑、两地故宫所谓的传世官窑瓷器,哪些是真正的北宋官窑等问题上进行探讨和争论,且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 而少有从它产生的历史背景、北宋官窑的性质、基本概念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更没有从大量遗存于民间的疑似北宋官窑的实物去考察。目前业界的这种研究方法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以至于北宋官窑问题长期没有获得突破性进展。 2011年,故宫博物院召开了一次北宋官窑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被认为有着较高水平的国际研讨会,在北宋官窑和北宋官窑瓷器研究方面尽管做了一些有益的探讨,由于主客观原因,在关键问题上并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根据北京故宫官方公布的最新科研成果,在宫中旧藏宋代官窑实物中,只有七件花口盘属于北宋时期河南窑口的实物,这七件器物究竟是北宋何时、何窑口的制品也不得而知,由此得出的结论和研究成果,其科学性和客观性也会大打折扣。 2013年,北京大学考古系秦大树先生曾做过《宋代陶瓷礼器的生产和生产机构》这一课题,探讨的主要是南宋修内司窑有关的问题,对北宋官窑和北宋官窑瓷器也未作深入研究。 解开这个千古之谜,要么找到窑址,要么找到对其准确而详细的历史记载,要么找到确切的历史遗物(3)。在这三者中,哪怕找到其中的任何一者,如果从逻辑关系和历史上人们对它的认识能够相互印证,离我们揭开这个千古之谜就为期不远了。 近几年来,作者一方面查找梳理与此相关的历史文献、寻访与之相联系的古窑址,另一方面注重收藏和收集散落在全国各地古玩市场上疑似北宋官窑的实物和标本以及国内外藏家的收藏信息,基于这个思路我们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二、北宋官窑和北宋官窑瓷器的有关概念
《辞海》对“官窑”的定义:一般指中国古代专烧宫廷御用瓷器的官办窑场。按照此定义,可以推出北宋官窑的定义:北宋时期专烧宫廷御用瓷器的官办窑场。此定义有三层含义:“北宋时期”为第一层,“专烧宫廷御用瓷器”为第二层,“官办窑场”为第三层。这三层含义构成了北宋官窑定义的基本内涵,它们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缺一不可。 我们再看看“北宋官窑”的三层含义有什么具体内涵。其一:时间是“北宋”时期,即自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到1127年宋钦宗赵恒,历经了九个皇帝,计167年。 其二:“专烧宫廷御用瓷器”的窑场。宫廷御用瓷器,是指皇帝、宫廷内用瓷器及皇帝对大臣等赏赐用瓷。 其三:“官办窑场”。就是由皇家投资建立的窑场,有可能是新建也有可能是收购的其它已有窑场,但必须是皇家独立的窑场。它的独立性是指投资、管理、生产和产品的使用都是独立的,其产品是不进入市场作为商品流通的。 北宋经历了167年九个皇帝,由于种种原因,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发现,对北宋官窑和北宋官窑瓷器全面而准确的记载,也未找到确切的窑址,又没有北宋官窑器物明确的考古发现。 我们今天谈北宋官窑,究竟是北宋哪个皇帝创办了御窑,哪个皇帝没有创办,谁又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北宋官窑就是宋徽宗皇帝才开始创办,而其他皇帝没有兴办自己的御窑呢?北宋官窑有一个还是多个,都是哪些?这一系列的疑问,就为北宋官窑也为北宋官窑瓷器,蒙上了层层神秘的面纱。 既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充分的证据和理由,否定在北宋期间,除宋徽宗外其他皇帝也建立了自己的御窑,同时也无法确定徽宗朝建立的御窑窑址在什么地方,它生产的瓷器有什么特点,那么北宋官窑的概念仍然是一个不确定和模糊的概念。 既然北宋官窑这个概念,是一个不确定和模糊的概念,人们把北宋晚期宋徽宗朝建立的窑场定名为:北宋官窑、汴京官窑、张公巷官窑或清凉寺官窑的观点,作者认为都是不科学的。 这就好像南宋官窑不是一个一样,谁能有充分的证据和理由来证明北宋官窑只有一个,宋徽宗朝建立的官窑也只有一个呢? 很显然,官窑的慨念,朝代不同,其内涵也不同。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各个时期,其官窑概念的内涵,也不尽相同。谈北宋官窑的概念,就要联系北宋时期各个朝代的时代背景。 从大量史料和有关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来看,整个北宋时期的官窑制度比较复杂,仅北宋晚期宋徽宗执政期间,其官窑形式既有御窑、贡窑还有地方官窑(4)。 它们或许先后存在,或许共存。这一点,不仅从《宋史》、《宋会要辑稿》、《文献通考》等史书中可以得到验证,从后人大量的记述和一系列的考古挖掘中也可得到印证。 今天人们谈起北宋官窑,为什么感觉一团乱麻?有历史造成的客观原因,也有人们的主观原因。但不容否定的是,长期以来人们对北宋官窑的概念模糊不清造成的。 李辉炳先生讲:“今天在讨论宋代官窑瓷器以前,把什么是官窑瓷器弄清楚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研究和讨论的一个前提。尽管我们学术界还没有一个大家所公认的定义”(5)。 根据对史料和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作者认为,北宋晚期,官窑的存在形式有贡窑、地方官窑和皇家御窑共存。 在北宋王朝九个皇帝中,暂且不论究竟是哪位皇帝建立了自己的御窑,而宋徽宗赵佶在位期间,确实建立了自己的窑场,尽管现在还未发现窑址在什么地方,这是目前文博界没有太大争议的事实。 在当时的背景下,御窑是宋徽宗朝廷自置窑专烧宫廷用瓷的窑场,贡窑为徽宗朝廷指定烧制皇家用瓷的私办窑场,地方官窑为当时各州府指定用瓷的窑场。 北宋官窑从慨念上来说,应是北宋朝廷专有专用所有御窑的总称。显然贡窑和地方官窑不在北宋官窑之内。既然我们没有足够的理由,否定在整个北宋期间,除了宋徽宗朝外其他皇帝也建立了御窑。 那么把宋徽宗朝建立的御窑等同于北宋官窑,显然是不科学和不准确的,把当时的贡窑和地方官窑当做北宋官窑的观点更是不符合实际。 宋文人王应麟在其《玉海》中记载:“宣和元年(1119年)五月二十七日,诏诸州祠祭器,令礼制局绘图颁降,依图制造。”(6) 是说诸州府所用祠祭器物,乃依照礼制局所绘图纸由各州府制作。从历史客观实际看,各州府需要的祭祀器物,不可能让宫中的御窑烧制,只能另寻其它窑口。这样的窑口,虽然也为官方烧制瓷器,显然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皇家御窑,而只能说明是地方官窑。如定窑、汝窑和钧窑,都曾为皇家烧制过瓷器,或皇家曾在这些窑口定烧过瓷器,但这些窑口,仍然为私办性质的窑场,称得上贡窑,也不能称其为御窑。 谈北宋晚期徽宗官窑,不得不谈南宋人叶寘和顾文荐在《垣斋笔衡》和《负暄杂录》中的记述。因为这是目前发现记述北宋徽宗官窑最早的文献,也被后人研究宋代官窑广泛引用和认可(7)。 《垣斋笔衡》载“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袭故京旧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亦曰官窑,比旧窑大不侔矣”。 《负暄杂录》和《垣斋笔衡》中的记载内容基本相同,差别是“政和间”改为“宣政间”“袭故京遗制”变为“袭徽宗遗制”。 《负暄杂录》和《垣斋笔衡》记载的观点,目前普遍被文博界认可和接受,但作者认为仍然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其一叶寘和顾文荐,他们生活的年代距北宋已经过去百年了,百年后的人记述百年前的事,其准确性值得质疑。其二这两个人记述的时间也不相同,一个是政和间,另一个是宣政间。 无论是政和间也好宣政间也罢,都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确定的具体时间。由此也可以推断南宋人叶寘和顾文荐关于北宋官窑的记述这件事可能是客观存在的,但在京师官窑具体创办时间上值得进一步探讨和考证。 既然如此,我们在谈起北宋晚期,宋徽宗朝廷建立的官窑时,在窑址和具体创办时间未被确定之前,把这个窑口命名为“徽宗官窑”是比较科学的。这样也避免了目前不同地域的人们,一些不必要的争论和口水之战。 如果将来发现了宋徽宗时期的官窑遗址在开封(文献上称“汴京”),或者是其它地方(如段店、清凉寺等),一个也好,多个也好,我们在“徽宗”之后加上某某就可以了,但它们都可统称为徽宗官窑。假如再发现北宋其它时期的官窑遗址,也可按此方法命名,比如宋仁宗官窑等。 由此我们可以确定宋徽宗时期皇家御窑的概念为:北宋晚期,宋徽宗朝廷自己置办的窑场,名曰“徽宗官窑”,也就是后世人们通常所说的“北宋官窑”。由此可见,“徽宗官窑瓷器”的概念为:北宋晚期,宋徽宗朝廷自己置办的窑场,生产的瓷器,为“徽宗官窑瓷器”。 搞清了以上这些基本概念,对我们今天全面客观认识和研究北宋晚期徽宗官窑以及整个北宋时期的官窑都是非常必要的。本文研究的重点是:北宋晚期的徽宗官窑和徽宗官窑瓷器,以下简称“徽宗官窑”和“徽宗官窑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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