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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橘 发表于 2013-9-21 21:38
我的四篇小文章:《学习过去》《跨越障碍》《冲锋枪》《华南虎与网络》
2008年1月10日,法新社发布胡润 ...
你用烧火棍还是用冲锋枪? ——古画收藏正其时
2008-02-22 作者:宾南
宾南/文
在二百年前,考古学家认为,人类可以上溯到公元前4004年。再往前,即便是当时最聪明、最有学问的人,也不知道人类大约开始于何时。当时一般认为,人类大约有数千年的历史。当时最牛的人,也只能指出,到底是数千年还是更远,那是处于“迷雾”中的事情。
也就是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当时需要“瞎猜”。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人类历史要长得多,即便是中学生也知道。
在过去,人们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最后的解决办法,如果是猜测,这就是“学科黑暗时代”的典型标志。摆脱“黑暗时代”,就是采用可以“测量”的方式,寻找“可靠证据”的方式,来对待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现代收藏拥有三件“法宝”
如果在200年前,你从事考古学,你再睿智,也无法摆脱那个时代在这个学科上的巨大困境。
对中国书画鉴定这个学科来说,最近50年,正好是逐步摆脱“黑暗时代”的阶段。现在有一部分人处于“光明中”,还有一部分人处于“黑暗中”。
为什么这么说呢?那还得从我们与古代书画鉴定最大的区别说起。
现代与古代,在收藏方面最大的差别在于,现代有三样东西,古代没有。一个是博物馆,另一个是大量出版物,还有一个,是各大研究机构不断公开大量出版的论文。
博物馆——真迹向你敞开大门
先说博物馆,古人要看真迹,求破脑袋,也未必能看到真迹,即便是董其昌那样的地位,也有吃闭门羹的时候。看不到真迹,就不可能获得第一手的准确信息。现在不一样了,博物馆把真迹整理得好好的,放在那里,任你去看,譬如说,去上海博物馆,花费20元人民币,可以看多少真迹!这个优势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能够使用这个优势的人似乎不多,鉴藏界经常去博物馆的人,少之又少。如果不去博物馆,如何能够分析、获得真迹的信息?没有真迹的信息,有啥依据去“鉴定”?我在美国的几年时间,收藏有重要亚洲艺术品的十多家博物馆,我都去过多次,譬如说克里夫兰博物馆,我就去过8次。最近一年,因为多在上海,我参观上海博物馆大约30次,大多数时候,参观一次,就能有新的收获。如果在博物馆看原物,看不进去,不能分析这些“原始资料”,那就需要继续深入学习,使得自己逐渐靠近“能看”。另外,看博物馆要有好的心态,不要博物馆不展出什么,你就感到自己想看什么。而是应该做到博物馆展出什么,就认真分析研究什么。
出版物——公开藏品信息
第二个差别,就是出版物公开了几乎所有博物馆藏品的基本信息。这是古代不可想象的事情。《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的完全出版,标志着世界上90%以上的博物馆中国书画藏品,至少都有一个黑白照片出版了。人们可能有疑问,大量出版物能够带来什么变化?这些资料的几乎全部出版,其实带来了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那就是鉴定的“依据”发生了变化。
1950年以前,出版物非常少,真迹分散,没有人能够看清楚某个画家存世全部真迹,如何鉴定呢?大多数人,采取了相信古人,相信印章的鉴定方式。这个想法,在当时是合理的,因为信息缺失导致人们不知道面对作品的时候,该相信什么环节。如果古人鉴定过,那么可靠程度当然就提高了,其余部分,只能靠其余环节来支持。这就是当时的鉴定办法。这个办法存在明显的危险性,因为,这是依靠不到画面总内容的10%的信息,去判断整体。
1950年以后,随着全世界范围内真迹的逐步公开,鉴定界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开始认识到,可以用更加科学、可靠的鉴定方法。徐森玉、张珩、谢稚柳、徐邦达,提出以“风格”作为鉴定的最核心依据。这就是过去50年中,鉴定方面最大的一个发展——也是这个学科从黑暗到光明的最重要一步。上述几位专家的主要贡献,是把大陆现存真迹,集结出版。他们自己,并没有充分享受到集结出版之后带来的方便和优势。现在,历史上每一个艺术家存世的作品,都可以被分类编年,信息的完备程度大大增加,一些艺术家的全部信息,大致可以直接“描述”到60%以上,同时给我们带来了研究剩下的40%的条件。这条道路,就是学术界普遍赞同的“个案研究”道路。一个学者,可以用一生精力,完成一个到几个重要艺术家、或者是几个重要流派的“个案研究”,从而成为这个方面知识精深的权威。如果有很多这样的学者,成为分门别类的“具体专家”,这样就可以改变老一辈学者“一人包打古今”的局面——没有人可以包打古今的。出版物的作用,就是提供准确的画面信息——而不再依靠印章签名什么的。任何一个收藏者,入门以后,经过数年的研究,都可以成为某些方面的鉴定专家。
学术机构论文
——新“拿来主义”为你添砖加瓦
第三个差别,就是大量学术机构论文的出版。书画研究人员,要学会使用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各种博物院、大学、研究所出版的论文,集结了最优秀人才的最新研究成果,在现代学术机制下,这些成果都是公开的,是前人无法梦想的理想状态。全世界在这个领域内的所有学者,都会有论文发表,每一篇论文,总会讨论某一个具体问题,这些讨论,总是把知识往前推进。作为论文知识的使用者,只要阅读了,就会把别人的知识学到手,运用到自己的活动中去,条件简直是太好了。但是现在依然看到大量的收藏、鉴定人员,完全不知道利用这份知识宝库,而是抱残守缺,守护着陈旧的知识体系和信息来源,实在令人不解。
充分利用“三大优势”
发掘“不确定信息”
艺术品收藏、投资的人,如果不能够充分使用上述的三个条件,那么可以说,他还处于“黑暗时代”,好比士兵还在使用烧火棍,而不使用冲锋枪。这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在现实中,大多数人确实还在使用烧火棍,这也是令人感到无法理解的。
回到文章的开始,在三大差别说清楚以后,我们的机会在哪里?就是利用现有的已出版的、确定的资料,研究和发掘市场上的各种“不确定信息”的艺术品。
这与50年前相反,现在宋元绘画都通过各大博物馆公开了,信息是完全开放,就看谁能更好使用这个信息,鉴定出尚未被确定的绘画。
这其实也是一场比赛,谁能更快更好地掌握知识和信息,谁就会成为这个时代的成功收藏者——古代书画收藏正其时也。
瓷器嘛,
哈哈。。。。。我现在实在没有力气搞瓷器,以前搞瓷器的时候,
有一个体会,
就是别人说的那一套,
要谨慎对待。
搞瓷器的人其实都知道这个原则,
因为他们每周实战若干次。
搞书画的人,
实战太少,
一年才那么几次,太少了。
所以有人错起来就错一辈子。
从华南虎事件看网络对书画收藏的影响
一年前的“华南虎照片事件”,关键性转折点在“年画虎”的发现。“年画虎”给了人们一个直观明确的判断依据。“年画虎”是依靠网络的强大“人海搜索”力量发现的,在网络时代,书画投资也受到了网络的重大影响。
网络“人海搜索”功能是获得信息的捷径
与“华南虎照片事件”一样,网络给书画鉴定带来的主要影响,是网络具备“人海搜索”的可能性。
书画投资是否有效,对于古代书画来说,最重要的是,投资者是否能够买到真迹。我在上周本栏目中已经说过,大量出版物的出现,决定性地改变了书画鉴定的依据,人们现在开始有条件直接依据画面信息,来进行真伪判断。
但是,掌握大量资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目前,书画鉴定主要依靠“图像判断”,“图像搜索”还不可能如文字搜索一样,可以轻松获得。这样,在一些艺术类网站上,发起一些讨论,发动“人海搜索”,就是获得相关信息最便捷的渠道。
案例
最近一个有趣的案例,就是上海某拍卖行,拍出了一件《钟馗》古画(图一),但是由于无款无印,无法得知其确切的题材。但是在拍卖第二天,书法纵横网站上就有人开始关注这件绘画,没过几天,就有网友通过大量翻阅资料,准确指出,这件拍卖的《钟馗》,就是中国重要鉴定家、收藏家张珩的旧藏《钟馗出猎图》(图二)的底本。张珩的藏本,出版于1947年的《韫辉斋藏唐宋以来名画集》一书中。两图比较,可以看出,上海拍卖本是底本。当这样的信息被揭示以后,这件拍卖的《钟馗》,价值立即倍增。
与上面案例类似的事件,在碑帖领域内也发生过。浙江某藏家数年前曾花费数万元在某拍卖中购得一册王国维、罗振玉小字行书题跋古代兵器的拓本册(图三,是其中一页),但是当时他还不知道这个册子究竟是什么主题,于是把这个册子拍摄以后,发在藏家网站上,发出数月,有人在上海图书馆,发现一本民国年间出版的《贗秋馆吉金图》,这本出版物,正是影印这个网上发布的王国维、罗振玉题跋的册子。这样,这个不知题材的册子,就被辨认出是民国年间赫赫有名的《贗秋馆吉金图》的原本,其价值又何止增长了10倍?
这两个例子,其实已经显示出,现在的收藏,已经开始通过网络,利用全部资源,对藏品进行“信息挖掘”,这与以往收藏受到信息限制恰好相反。如果没有网络和《韫辉斋藏唐宋以来名画集》、《澂秋馆吉金图》这些书籍,类似于“年画虎”,都不容易找到,那么这些文物也很难得到迅速确认。
网络是一个“观念改变加速器”
书画研究和交易领域,原本是一个信息交换比较缓慢的领域,每年只有几次重要拍卖,参加拍卖的人员,也很少直接交流。在没有网络的时代,“艺术史观念”就是几本出版的著作决定的,如果要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也很难迅速找到呼应者。
网络实现了涉及书画的人员“天下一家”,世界任何地方的书画研究者、市场参与者,都可以在一个论坛内发表看法,这使得信息交换速度大幅度提高。艺术史很多具体问题,都在网络上进行讨论,有些类似于国外研究生院的讨论课,这样的讨论,对于参与者和观看者,都有提高
目前,一些优秀的艺术类话题网络讨论,可能会吸引数万次点击。国内一些大的艺术类网站,每天发帖量(不是浏览量、点击量)已经超过1万人次,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每一次拍卖之后,参与人员会在某些网站发布自己关于这一次拍卖的收获和心得,讨论得失。这些大量的信息交流,比起原来的交流速度,毫无疑问是大幅度提高了。 . p: m+ J# Z5 u4 f# M0 U( ]" b
这些信息交换,积累起来,就会明显地改变人们的看法——使得人们不再除了经典观念,就找不到新的观念。人们可能更加重视寻找新观念的萌芽。
如果我们翻阅1998年前后的拍卖册,可以发现,今天市场上拍卖的艺术品,与10年前拍卖的艺术品,在画家结构和价格结构方面已经有了非常明显的改变。以前忽视的明清不太出名的画家,由于学术的发展以及市场人士的提高,已经获得充分注意;以前一些被捧上天的画家,在最近10年来,有些相对地位急剧下降。
这些现象说明,市场认识艺术史的能力在加强,市场不再简单地相信、照搬教科书的教条说法。这些改变,都是信息交换的结果——如果你跟不上这些转变,还继续盲从教科书,就会在交易中失去方向。随着网络信息交换量的增加,这个趋势将越来越明显。
留个心眼
当然,网络讨论,问题也比较明显,主要是参加讨论的人员知识水平不是一个水平线上。参与讨论的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是真理的掌握者,但是大多数人并不是专家,盲人摸象的现象比较严重。
譬如说,数年前有一个知名的表演艺术家、收藏家,把他收藏的一件巨大的王铎书法作品上传网络,供大家讨论。因为这是王铎比较早期的作品,很多只熟悉王铎代表作的网友,还有一些对书法感兴趣,但是对书法鉴定并不精通的网友,对此作品发动了长久的负面评价,其实其中很多人,都没有合乎研究规范地研究过这件作品。
这样的情况,是网络讨论很难避免的现象,但是这样的讨论,显然对网络讨论艺术品的发展,是有害的,也会导致网络这个“加速器”出现新的问题。
值得更加注意的现象是还有一些人,注意到网络的影响力日益增加,他们在一些有那么点影响力的网站,在某些特定领域内,故意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把民国年间一些古董商的恶劣作风——把真迹说成赝品、把赝品说成真迹,发挥得无以复加。这有点接近最近的“华南虎照片事件”中的早期现象。这样一来,也会造成相当一部分初学者感到无所适从,而许多有研究的学者也因此不以真名、或者真实身份出现。
你用烧火棍还是用冲锋枪? ——古画收藏正其时
2008-02-22
宾南/文
在二百年前,考古学家认为,人类可以上溯到公元前4004年。再往前,即便是当时最聪明、最有学问的人,也不知道人类大约开始于何时。当时一般认为,人类大约有数千年的历史。当时最牛的人,也只能指出,到底是数千年还是更远,那是处于“迷雾”中的事情。
也就是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当时需要“瞎猜”。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人类历史要长得多,即便是中学生也知道。
在过去,人们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最后的解决办法,如果是猜测,这就是“学科黑暗时代”的典型标志。摆脱“黑暗时代”,就是采用可以“测量”的方式,寻找“可靠证据”的方式,来对待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现代收藏拥有三件“法宝”
如果在200年前,你从事考古学,你再睿智,也无法摆脱那个时代在这个学科上的巨大困境。
对中国书画鉴定这个学科来说,最近50年,正好是逐步摆脱“黑暗时代”的阶段。现在有一部分人处于“光明中”,还有一部分人处于“黑暗中”。
为什么这么说呢?那还得从我们与古代书画鉴定最大的区别说起。
现代与古代,在收藏方面最大的差别在于,现代有三样东西,古代没有。一个是博物馆,另一个是大量出版物,还有一个,是各大研究机构不断公开大量出版的论文。
博物馆——真迹向你敞开大门
先说博物馆,古人要看真迹,求破脑袋,也未必能看到真迹,即便是董其昌那样的地位,也有吃闭门羹的时候。看不到真迹,就不可能获得第一手的准确信息。现在不一样了,博物馆把真迹整理得好好的,放在那里,任你去看,譬如说,去上海博物馆,花费20元人民币,可以看多少真迹!这个优势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能够使用这个优势的人似乎不多,鉴藏界经常去博物馆的人,少之又少。如果不去博物馆,如何能够分析、获得真迹的信息?没有真迹的信息,有啥依据去“鉴定”?我在美国的几年时间,收藏有重要亚洲艺术品的十多家博物馆,我都去过多次,譬如说克里夫兰博物馆,我就去过8次。最近一年,因为多在上海,我参观上海博物馆大约30次,大多数时候,参观一次,就能有新的收获。如果在博物馆看原物,看不进去,不能分析这些“原始资料”,那就需要继续深入学习,使得自己逐渐靠近“能看”。另外,看博物馆要有好的心态,不要博物馆不展出什么,你就感到自己想看什么。而是应该做到博物馆展出什么,就认真分析研究什么。
出版物——公开藏品信息
第二个差别,就是出版物公开了几乎所有博物馆藏品的基本信息。这是古代不可想象的事情。《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的完全出版,标志着世界上90%以上的博物馆中国书画藏品,至少都有一个黑白照片出版了。人们可能有疑问,大量出版物能够带来什么变化?这些资料的几乎全部出版,其实带来了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那就是鉴定的“依据”发生了变化。
1950年以前,出版物非常少,真迹分散,没有人能够看清楚某个画家存世全部真迹,如何鉴定呢?大多数人,采取了相信古人,相信印章的鉴定方式。这个想法,在当时是合理的,因为信息缺失导致人们不知道面对作品的时候,该相信什么环节。如果古人鉴定过,那么可靠程度当然就提高了,其余部分,只能靠其余环节来支持。这就是当时的鉴定办法。这个办法存在明显的危险性,因为,这是依靠不到画面总内容的10%的信息,去判断整体。
1950年以后,随着全世界范围内真迹的逐步公开,鉴定界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开始认识到,可以用更加科学、可靠的鉴定方法。徐森玉、张珩、谢稚柳、徐邦达,提出以“风格”作为鉴定的最核心依据。这就是过去50年中,鉴定方面最大的一个发展——也是这个学科从黑暗到光明的最重要一步。上述几位专家的主要贡献,是把大陆现存真迹,集结出版。他们自己,并没有充分享受到集结出版之后带来的方便和优势。现在,历史上每一个艺术家存世的作品,都可以被分类编年,信息的完备程度大大增加,一些艺术家的全部信息,大致可以直接“描述”到60%以上,同时给我们带来了研究剩下的40%的条件。这条道路,就是学术界普遍赞同的“个案研究”道路。一个学者,可以用一生精力,完成一个到几个重要艺术家、或者是几个重要流派的“个案研究”,从而成为这个方面知识精深的权威。如果有很多这样的学者,成为分门别类的“具体专家”,这样就可以改变老一辈学者“一人包打古今”的局面——没有人可以包打古今的。出版物的作用,就是提供准确的画面信息——而不再依靠印章签名什么的。任何一个收藏者,入门以后,经过数年的研究,都可以成为某些方面的鉴定专家。
学术机构论文
——新“拿来主义”为你添砖加瓦
第三个差别,就是大量学术机构论文的出版。书画研究人员,要学会使用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各种博物院、大学、研究所出版的论文,集结了最优秀人才的最新研究成果,在现代学术机制下,这些成果都是公开的,是前人无法梦想的理想状态。全世界在这个领域内的所有学者,都会有论文发表,每一篇论文,总会讨论某一个具体问题,这些讨论,总是把知识往前推进。作为论文知识的使用者,只要阅读了,就会把别人的知识学到手,运用到自己的活动中去,条件简直是太好了。但是现在依然看到大量的收藏、鉴定人员,完全不知道利用这份知识宝库,而是抱残守缺,守护着陈旧的知识体系和信息来源,实在令人不解。
充分利用“三大优势”
发掘“不确定信息”
艺术品收藏、投资的人,如果不能够充分使用上述的三个条件,那么可以说,他还处于“黑暗时代”,好比士兵还在使用烧火棍,而不使用冲锋枪。这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在现实中,大多数人确实还在使用烧火棍,这也是令人感到无法理解的。
回到文章的开始,在三大差别说清楚以后,我们的机会在哪里?就是利用现有的已出版的、确定的资料,研究和发掘市场上的各种“不确定信息”的艺术品。
这与50年前相反,现在宋元绘画都通过各大博物馆公开了,信息是完全开放,就看谁能更好使用这个信息,鉴定出尚未被确定的绘画。
这其实也是一场比赛,谁能更快更好地掌握知识和信息,谁就会成为这个时代的成功收藏者——古代书画收藏正其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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